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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：
《暗恋》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：江滨柳与云之凡因战乱而相遇，又因战乱而离散。苦恋40年后再次相见，早已物是人非。而《桃花源》是一部古装喜剧：武陵人老陶从婚姻的危机中悲愤出走，偶遇传说中的桃花源，度过了一段似神仙般的梦幻时光之后，回到家中，发现妻子春花和新欢的激情同样陷入柴米油盐的琐碎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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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台湾混乱的演出状况下，《暗恋》和《桃花源》剧组意外地在一个剧场里彩排。电影是从《暗恋》的故事开始的，还是青年时代的江滨柳与云之凡在飘着秋叶的黄浦江边互诉情意，感叹时局变幻，并相约日后再次重逢。导演的突然插话，使观众知道这原来只是电影中的戏剧。但随后我们才慢慢明白，原来话剧中要说的正是电影要表达的故事。
影片中，这两个剧组在一个剧场里争夺排练场地，互相干扰，打断，却阴差阳错地产生了绝妙的戏剧冲突。两出原本就存在绝对相反对立面的戏，在影片里得到了就像长和短、胖和瘦、静和动那样反差极大的相互弥补，使原本单薄的两出戏变得丰腴起来。这让人想到在古希腊，人们连看3个悲剧之后总会再看一个羊人剧（satyrplay），它往往能起到讽刺前面悲剧的效果。其实当人的情感到达一个激烈的极端之后，再用另一种相反的方式来嘲讽，往往会达到净化的目的。于是我们发现原来悲到极限与喜到极限，人类的表情都是一样的：彻底的忘我。
平心而论，如果将《桃花源》和《暗恋》单独拿出来拍成电影，一个悲情得有点矫情，一个闹腾得近乎荒谬，观众可能会打发几滴眼泪或者赏赐几声欢笑，但绝对不可能产生那股激荡内心的力量。但是，当导演巧妙的将二者结合在一起，放在一个混乱的剧场里，再加入一些随意打乱因素的时候，《桃花源》就开始变得很奇怪起来了：这个原本闹得有点夸张的喜剧，到最后竟让人觉得伤感起来，而且这种感觉和《暗恋》结尾那悲怆的气氛像扭麻花一样纠缠在了一起，最终变得无法分开。江滨柳与云之凡命中注定相遇但却不能相守相依的爱情，武陵人老陶、春花、房东袁老板之间的三角恋，还有那个时不时出现、满剧场呼唤“刘子翼”的神秘女子，这其间的重重叠叠、穿梭交替，似乎恰恰印证了现实生活中爱情的生存状况：相爱，但无缘相聚；婚姻－外遇－婚姻；真爱的寻觅……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最普通的、亘古不变的主题上来：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永恒的爱情？
武陵人老陶与妻子春花可能也曾相亲相爱地享受过一段美好生活，可日子久了，缺点被无情地最大化，而优点变得透明起来，所以当老陶在养家、传宗接代上都无能为力时，妻子春花“只好”另寻“桃花源”———袁老板。其实这段爱情完结时，春花和袁老板的爱情也正由高潮在不知不觉中转入低谷。而江滨柳与云之凡的爱情虽然坚贞，但如果不是战乱使他们被迫分离，而是走在一起，结婚生子，想必最后的结果就是老陶、袁老板、春花的结局了。
究竟有没有永恒的爱情？影片的回答虽然是否定的，但那个寻找“刘子翼”的神秘女子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找到“桃花源”的希望。因为生活中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世上有“桃花源”的存在。
导演：
赖声川是台湾现代剧场的重要开创者，所创“集体即兴”编导方式为台湾现代剧场投入新鲜活力，“相声系列”不仅使消失的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找回生命力，更转而丰富了现代剧场语言。近二十年的创作，皆能结合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。
赖声川是台湾少数在学院内外都受到高度肯定的智慧型创作者。他导戏、教书和编剧本，包括电影与电视剧等创作也都一起来。
赖声川1954年在美国华盛顿市出生。在华盛顿进小学的时候，赖声川被视为是天才儿童而直接进入二年级就读，后来回台湾念初中时却因为语言与文化上面的无法适应，被留了一年级。赖声川被问到这段往事的时候，不禁在回答时大笑了起来：“我一方面觉得这根本就是报应，因为我小学曾跳级一年；另一方面也感谢这个经验，让我可以缓一下刚回国就得适应升学压力下的生活脚步。”想不到初中还没念完，父亲因病过世，原先命运似乎只是安排赖声川短暂回国几年再出国念高中、大学，想不到因此而与台湾以及中文创作结上了不解之缘。
赖声川尤其欣赏英年早逝的美国爵士乐手约翰·寇传：爵士乐不是吹得快或奔放就好，其中学问很大。他视约翰·寇传为“爵士乐的爱因斯坦”，因为他所用的音符、节奏、技术都是没人用过的。
《那一夜，我们说相声》在台湾的台北原计划演出8场，结果加了7场。在台湾的中南部原计划演出3场，结果加了2场，总共演了20场，打破了舞台剧连续演出的记录。《那一夜，我们说相声》连续出版的录音带，也持续风靡全省各地。戏中的许多对话，成了街头巷尾的流行话题。许多评论纷纷指出“表坊”和赖声川成功地将“精致艺术”和“大众文化”作了一次巧妙结合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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